建设部的窝案充分利用手中资源用足用好-【xinwen】

上述这种官吏贪赃害民属于典型的上下勾结型，而下面要讲的则属于另一种，浑水摸鱼型。有个才子叫韩铎的，因为皇帝喜欢，洪武十五年被提拔为吏科给事中。两年后与同科给事中彭允达、吏部尚书陈敬等“将取到十二布政司儒士与谏院等各官，私下定拟职名，作见行事例，朦胧奏启”。皇帝一时疏忽，没有认真细查，就批准了韩铎等人起草的官员任职名单。但没多久法司部门就发觉不对劲，以交结皇帝近侍的罪名，将韩铎等人判处斩刑。但朱元璋还是念及韩铎初犯，下令将其罢职，赋闲回家。可没多久洪武帝又想起了才子韩铎，下令让他到南京来任职。谁也没想到，不多时韩铎又因为工作有失，被发配到云南烟瘴盘江去劳改。几个月后又是洪武皇帝想念他，将他从云南直接调到了朝廷，任工部司务。

再说韩铎到了工部即建设部没多久就发现了秘密：原来这个天天在管造房起屋、搭桥铺路的工部，比起自己原先任职的六科清水衙门不知要肥了多少倍，除了衙门口的石狮子，整个工部没有人是干净的。韩铎掌握了这些秘密后顿时就有了资本，将谁也不放在眼里，甚至还棰楚辱詈工部领导，而工部的那些领导干部因为自身屁股上不干净，只得忍声吞气。如此下来，本是小官的韩铎在工部的威望却越来越高，没过两个月，皇帝朱元璋就将他提拔为工部侍郎。

领导干部人事顿变，工部的“人民公仆”马上转变工作作风，积极向着新上任的韩副部长靠拢，并不时地给他点拨一些“笑纳”技巧。韩副部长本来是读书人、才子，智商高，现经点拨，情商也急剧提高，小试牛刀后，那心中爽得无法言语。不过时间稍稍一长，就觉得没什么新鲜的了，要不，就来点大的，刺激一点的。

洪武十八年，韩副部长开始不断地将手中的“人力资源”转变为实实在在的商品经济：一次卖放木瓦匠顾受四等1　500名、土工孙贵等300名、木匠狄阿演等500名、木匠王富二等150名，又与工科给事中杨霖合伙卖放人匠100名，得钞13　350贯，给事中哈安得700贯，侍郎李祯得2　150贯，员外郎陈侃、主事郭升各分得1　800贯，郎中陈恭分得1　350贯，员外郎郝彬、主事邵炳、鲁瞻，各分得300贯，郎中侯恒礼分得200贯，杨霖又分得150贯，韩铎分得4　300贯。又一次，洪武十八年九月二十日，韩铎伙同侍郎李祯、员外郎王大用盗卖芦柴28　000束，得赃款钞14　000贯，侍郎李祯、员外郎王大用各分得3　000贯，主事张凤、司务宋原各分得2　000贯，韩铎分得4　000贯。洪武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韩铎“与工部尚书徐本、侍郎李祯于奉天门奏，大胜关抽分场见在抽分木炭九十万斤，奏旨搬运。为无人夫，未准搬运。后两月余，发放搬运原奏炭数。不期（韩）铎窥俟万几之冗，以为朕必失记，故将前项炭数止存九万，余者尽皆分卖。着令搬运原数，其铎面欺，应对原奏炭止九万斤。知铎大肆奸顽，送法司穷问”。韩铎等人后来招认：贪赃枉法除转移隐匿外，实际舞弊赃款共有30　350贯，木炭810　000斤，侍郎韩铎得了8　900贯，侍郎李祯得了5　750贯，郎中侯恒礼得700贯，郎中陈恭得1　350贯，员外郎陈侃得2　400贯，员外郎郝彬得400贯，员外郎王大用得3　000贯，主事郭升得2　300贯，主事张凤得2　000贯，主事鲁瞻得300贯，主事邵炳得400贯，司务宋原得2　000贯，给事中哈安得700贯，给事中杨霖得150贯。整个建设部几乎成了贼窝，愤怒的洪武皇帝在查清案件后立即下令，将这些内贼一一处死。

本来是为洪武帝办事的钦差，到了淮安后却与当地的害民官吏沆瀣一气，贪污腐败，扰民害民工部官本来是个“肥缺”，一旦搞项目建设，就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可有些部门在普通人看来就是个清水衙门，譬如都察院即相当于国家的监察部或者说是纪委，那是专门监察官场作风的机构，说白了，“清汤寡水”，没什么油水可捞啊！不过这是你我平民百姓的视野，在有些人看来，监察部门或言纪委可谓是难得的好岗位，关键在于怎样将手中的权力用足用好。

洪武中期有两个国子监生，一个叫刘志仁，一个叫周士良，可能是由于在校期间积极要求进步的缘故吧，他俩一出校门就得到了洪武皇帝的重用，被任命为都察院监察御史，“为追问落课程等事前往淮安，暗行体察，明彰追问”。

皇命一下达，有人请吃，有人请喝，并如此这般地“教导”两位书生如何将手中的权力用好、用活。那么高深的文化知识都能倒背如流，这样的人生伎俩只要稍稍一点拨，刘志仁和周士良就心领神会了。只见他们来到淮安后，提取了大河、淮安两个卫的卷宗文档，然后一页一页地仔细查看。突然间映入眼帘的是，这些军方文档中记载着，洪武皇帝所竭力倡导要捉拿的地方害民官吏竟被人送到了这里。没有皇帝的同意，这样的做法是违规的，该怎么办，马上直接上报给洪武帝？不，从南京出发时哥儿们在欢送我们的酒宴上还反复告诫：监察就是整人，整人很危险，弄不好会引火烧身。与其这样，倒不如来个猫头鹰睡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慢慢再说。刘志仁、周士良凑在一起，一嘀咕，主意就定了，“将积年害民皂隶人等206收补军役”的资料放在了一起，对外放出话来，将要把它们上奏给洪武皇帝，但实际上只是吓唬吓唬两卫军官，“并不以状来闻”。

可部队中的军官大多是草包，哪会想得那么多，一说到自己工作及工作单位出了问题，他们害怕死了，当今皇帝是什么人啊？到他那里“见上一面”，恐怕活着出来的没几个人。那么眼下的这些事该怎么办？有人出主意，好酒好茶天天侍候好那两个朝廷钦差，至少说麻烦不会那么快就到来了，然后再在这两个钦差身上做些文章看看。

再说刘志仁、周士良自从来到军营起天天都有吃有喝，生活快活得赛过天上的神仙。不，还不能这么说，神仙毕竟是神仙，我们可是人，人是从动物演化过来的，因此人就保留了动物的某些本能，譬如男欢女爱啊，而这在现实军营里头就没有，这太乏味了。怎么办？正当刘、周两钦差为了发热的内体苦恼时，卫所军官们早已看出了问题，并开始忙活。他们利用军中的权力，将军费开支中的一部分拿来，到淮安城里买几个长得好的歌妓美眉，然后送到两钦差那里，供其消受。有吃有喝又有美女可供享受，刘、周两钦差好不快活。

不过话得说回来，这些快活都是由部队领导“孝敬”来的，而要想长久地享受下去，尤其那美女消费必须得有大钱啊。怎么能弄到大钱？经“高人”一番指点，刘、周两钦差就开始“搞活经济”了。有个叫陈五的当地巡阑（相当于地方上的收税官）利用职务之便，将收受到的税款占为己有。正当他做着大富大贵美梦之际，有人向淮安当地的官府告发了他。由此，到嘴的肥肉被迫吐了出来，陈五也被拘押了起来，等待朝廷派出的钦差来处理。

刘、周两人接受案子后一下子就来了灵感，收税官身上肯定有油水，我们就以他作为突破口。于是两个钦差与一个等候处理的巡阑官达成了默契：后者自此以后从淮安地界上消失，原本被他贪污了的税款由刘、周两钦差保管，天知地知只有那三人知。但这样一来，有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是那笔已经到了钦差大人腰包里的税款缺额如何向朝廷交差？不愧为高学历、高智商出身的人，刘、周两人一嘀咕，一项钦差大人拟就的“新政”举措在淮安出台了：官方对外公开说辞是，以前的税款缺额之所以很大，完全是由于当地顽民不缴才导致的。因此就是淮安地方政府要积极协助钦差大人，“帖下乡村，遍邑科扰（敛）”。

就在再次征收税收过程中，有个叫鞠七的里长认识了刘、周两钦差，淮安当地的有钱人知道后纷纷找到鞠七，让他在钦差面前说说好话，能少缴就少缴一点，私下里另外准备了一笔孝敬朝廷钦差的钱财，通过鞠七送了上去。这样一来，刘、周两人仅经由鞠七就收受贿赂白银150两，黄金34两，宝钞25　200贯。那么对于那些“不听话”的小民，则“棰楚威逼”。有个叫夏良的小民就因为嘴犟被诬指为替害民官吏匿藏赃款而遭逮捕，且全家人都给牵连了进去，受尽了折磨。至此可以这样说，刘、周两钦差不仅没把洪武帝交办的事情给完成好，反而与当地的害民官吏沆瀣一气，将淮安地方上弄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

朱元璋听说后牙根咬得咯咯响，随即派出锦衣卫千户蒋福前往淮安去，捉拿刘志仁等新老害民官吏。刘志仁毕竟在朝廷待过，见到蒋福突然出现在眼前，立即明白，大势不好，事情弄大了，怎么办？在淮安地界上混的这些日子给予了刘志仁特别的启悟：有钱能使鬼推磨！想到这里，他从贪污受贿中拿出了白银70两、黄金4两，宝钞50贯以及棉布（明初棉布很珍贵的）等财物送给蒋福，求他在洪武帝前面多为自己说说好话。朱元璋知道真相后愤怒地说道：“呜呼！既已为恶，事已发露，方用取受之赃转赂于人，欲以求免，其可得乎！当其设计之初，把持军卫，然后肆恶贪淫，自以为不致败露，岂知罪恶贯盈，神人共怒，罪将焉逃！所以刘志仁等凌迟示众，以快吾被害良民之心。凡百有官君子，观之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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