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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时期无兵可用是怎么回事崇祯的改革为何失败

发布时间:2021-02-01 10:10:30 阅读: 来源:健康秤厂家

崇祯时期无兵可用是怎么回事?崇祯的改革为何失败?

崇祯时期无兵可用是怎么回事?崇祯的改革为何失败?今天小编就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下~

明末的主旋律,是战争,而军队则是战争的直接执行人,所以从军队的表现,完全可以看出战争的走势,从而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作用——明末的京营就是这样的“斑”。

京营到了崇祯时代真是迎来了至暗时刻:兵源上无兵可用——“皆诡寄靡饷,无一人可用,盖甲鬻于乙,乙鬻于丙,更易不知凡几”相互顶替托名,根本无人实际参战。有的士兵竟然可以追溯到嘉靖隆庆时代,简直明代版冥府神兵!而从军的实际人员呢?“非市井游手,即势宦苍头,从无纪律”。军队成分非常差,根本无法维持正常军事训练活动。

但崇祯帝不是没有改变过,但他对京营的改革就像他对明朝的改革一样——殚精竭虑,病入膏肓。

上图_ 崇祯皇帝,朱由检(1611年—1644年)

其实京营并非在创立伊始就是如此模样。

它诞生于永乐时代,又常被人称作三大营——神机营、五军营、三千营。起初的任务安排是:五军营主营阵,是军队的主要战斗力;神机营主火器,是部队的主要火力输出点;三千营主巡哨,负责出征时期的外围侦察和突袭。

值得一提的是,京师三大营不是三个营,而是三个兵种,实际人数按照“卫”来编制,一共有七十二个卫,约四十万之众。而驻扎在京师的还不止这些部队,每年都有从外地前往北京的军队称作“班军”,作为京营的辅助力量和补充。

京营的定位是野战军,而非城防,因此在创建之初,经常对外作战,比如永乐帝六次北伐蒙古、进兵甘肃青海,都有京营的身影,有时作为辅助力量、而更多的时候是战争主力。

上图_ 土木堡之变 过程

京营的转折点,在土木堡。

土木堡之战后,京营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从此军事世家执掌京营的格局被改变,兵部文官和宦官开始作为军事主官掌管京营。此时的京营被改革为了“团营制度”,也就是精锐集中起来由将领率领。虽然后来几经更迭最终恢复三大营制度,但是却为后来京营的变革埋下了伏笔。

明朝中期,内外局势日渐平缓,内外战争逐渐减少,而募兵制的兴起,使得京营越来越少地被地方“租借”过去,因此京营也迎来了他的和平时期。不过这一和平,就让京营万劫不复。

上图_ 明朝军队

首先,就是纳入文官体系之下的京营贪腐严重。

在经历过改革之后,京营的指挥权被转移到了多方势力的手中——勋贵武臣、提督宦官、协理文官各分一杯羹。

武官作为军队的直接统帅,经常克扣各种名目的军费军饷,以至于“支粮则有,调遣则无”。也就是说,军饷会按照规定发放,但是实际却没有这个人,军饷落入将领私囊。更有甚者,名将郭英之后郭勋竟然将骑兵战马草场租借出去以获利润,使得部队战马无从补给。

而实际在营的部队,也时常领不到军饷,因为“口食不给”、“以相保寝食而已”,士兵素质极为低下,往往面有菜色、不能穿戴甲胄,骑兵也“上马亦不能挥鞭而驽马”。

上图_ 明朝的官员

更厉害的,是军队的“占役”(指:逾制占用公务人员当差)。

京营身处京师,旁边就是富可敌国、权近圣人的京师权贵,所以经常被这些权贵“邀请”前往帮助营造府邸。军队有时协助工程是明军一开始就有的传统,但是为国家而非私人。明代中期,这种私人占役现象十分普遍,有的甚至终年没曾参与操练,而是摇身一变,成了能工巧匠、“巧夺天工”去了。不知永乐帝若显灵,看着自己昔日横扫越南塞北的部下个个转了专业到工程系,会作何感想。

京营到了崇祯帝手中,已经是积重难返,别说像在永乐时期担任野战主力军,就是城防守备都会有问题。

但崇祯帝依然决议改革,他派遣东林党人李邦华主持京营整顿的任务。

上图_ 明朝火器 “佛郎机炮”

上图_ 明朝火器 “火铳”

李邦华到任视察京营状况,差点没哭出来:十万大军,实际仅存一万七千(“堪战不及十分之一”),而且“全无号令,不谙步伐”。明军倚重的火器“点放不齐,仰天虚发”,军中紧缺的战马也“不可问”。装备被士兵私自贩卖、部队的军费积蓄也损失殆尽。而来京共同操练的班军也从以前的十余万变成了“五千三百四十二”,就连司令部(戎政府)的储备银也被人盗窃一空。崇祯时代的京营集各朝各代之大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不但问题多,还更加严重。

于是李邦华提出“一补军伍,一精练拔,一清占役,一节马差,一省马军,一;练神器,一习飞石”的改革方针,势要一改本朝之积弊、还天子一可战之军。

在李邦华躬亲力行的情况下,京营结果大为改观——

一方面经常检查士兵人数,使得士兵不再缺额,并且亲自检查士兵素质与操练,及时裁汰不过关的士兵;

另一方面,禁止士兵参与工程、不准战马借出。使得京营的战斗力在短期内迅速攀升,至少可以参与城防守备。

上图_ 李自成起义图

但京营的改革触动了利益集团,以至于“诸失利者衔次骨,而怨谤纷然”。在崇祯二年清军入寇畿辅的战争后,利益集团大多上书弹劾,将李邦华被赶下职位(值得一提,李邦华在卸任后继续整饬其他地方军伍,最后在李自成攻破北京时自杀殉国)。

李邦华之后,继任者引以为戒再难以开启强有力的改革措施,依旧有局部的改善,但再难以让京营涅槃重生、强大如初了。不过京营之众依旧涌现出了一批忠勇双全的将领,有效减缓了明朝灭亡的脚步,比如京营名将黄得功,多次率军击败张献忠部队、抵御左良玉东下,随后在江北拱卫南京,与清军作战时阵亡。

上图_ 明末农民起义

人祸之外,还有天灾。

几乎同步于横行陕甘的饥荒、崇祯年间的华北大鼠疫也同时发作,并且在崇祯十四年登陆北京城。瘟疫抵达北京后,北京人口大幅下降,即使太医院参与救急也无济于事。而京营也饱受肆虐,整个军营因为瘟疫使得非战斗减员人数急剧上升,“大疫,军死者甚众”,仅存的士兵也羸弱不堪,将官前去集合,士兵们都坐卧不起,“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整场瘟疫造成了北京人口四分之一死亡,而士卒也损失过半。

不过惊奇的是,在李自成到达北京以后,瘟疫却得到了控制,1643年到1644年的寒冷天气到来也让瘟疫最终停止了传播。不过京营却在崇祯十七年的三月份,与崇祯帝一起,成了历史中的一串文字。

上图_ 闯王进京

明末的京营改革极富代表性,很多关键的改革也都如同京营改革一样,要么半途而废,要么无法根治,更多的,是利益集团盘根错节、使得改革不能进行深入,而一场大战或者大变革,便能使得改革成果流产,再加上崇祯时代的西北大干旱让农民军有近乎无限的兵源、瘟疫和关内外持续的战阵却不断消耗着明军实力,此消彼长之下,只能走向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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